《瘟疫周期》:馬爾薩斯的終極武器

《瘟疫周期:人口、經濟與傳染病的博弈循環》,查爾斯·肯尼 著,舍其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7月出版

要想知道過去150年的衛生革命規模有多大,我們先得知道人類從中逃出生天的陷阱究竟有多大才行。

這就是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在他的著作《人口原理》中描述的陷阱,他的描述也許說不上有多準確,但言簡意賅。

馬爾薩斯是家裡的第七個孩子。他讀的是劍橋大學,成績優異,後來成了耶穌學院的研究員。他還加入了英國國教,在薩裡郡當助理牧師時寫下了上面的著作,並於1798年首次出版,當時正值英國工業革命的早期階段。

這部著作提出了一個嚴酷的人口法則:考慮到人類的繁殖能力,如果不加以控制,人口就會迅速擴增。在人口成倍增加時,更多的人隻能在同一塊土地上打獵或耕種,或是開始去更加貧瘠的土地上討生活。這樣一來,人均產出總體上就會下降——每個人能夠消費的資源也會同步下降。在消費的資源下降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數量會持續增加。

如果人口數量繼續增加,甚至超過了上面的限度,人們就會吃不飽肚子。這反過來會讓死亡率上升——死於疾病、饑荒或暴力。到最後,由於死亡率上升,人口數量會縮減,剩下這些人的人均產出又會升高一些。這樣一來,消費又會回到維持生計的水平。科學進步無助於人類跳出這個惡性循環:更好的狩獵工具、更重的犁、新的作物品種,類似這樣的技術進步是會讓效率和產出都得到一些改善,但不斷擴增、嗷嗷待哺的人口,很容易就能把這部分進步全都吃掉。總之,人口絕對數量可能會時升時降,但大部分人都隻能永遠在生存邊緣掙紮,過著但求溫飽的生活。

馬爾薩斯的理論極為悲觀。他堅持認為,歷史上隻有三種手段可以控制人口增加:罪惡、災難或禁欲。在這位18世紀的牧師看來,罪惡包括賣淫、性病、同性戀和節育。

災難通常是罪惡的替代品,包括戰爭、瘟疫和饑荒。關於這個話題,馬爾薩斯用充滿詩意的語言娓娓道來:

“人口增加的能力遠遠大於土地生產人類生活資料的能力,因而人類必定會在某種情況下死於非命。人類的各種罪惡積極而有力地起著減少人口的作用。這些罪惡是破壞大軍的先鋒,往往自行完成這種可怕的行為。如果在消滅人口的戰爭中,這些罪惡未能奏效,就會有各種疫病大行其道,殺死無數的人。如果仍不能完全成功,嚴重而不可避免的饑荒就會從背後潛步走近,以強有力的一擊,使世界的人口與食物得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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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惡和災難這兩種控制人口的手段都過於殘酷,要避免這兩種手段出現,就隻剩下禁欲這一個選項了:馬爾薩斯有個很渺茫的希望,就是道德上的純潔自守,能夠幫助大部分人提高生活水平,擺脫僅能糊口的生活。要讓人口保持較低的數量,就意味著不要有婚前性行為,要晚婚,還要性冷淡。最低限度的性生活,意味著生的孩子也少,有助於確保出生的孩子生活水平更高,壽命也更長。馬爾薩斯本人38歲才結婚,而且隻生了兩個孩子。但對於廣大民眾會不會追隨他的腳步,他並沒有什麼信心。

馬爾薩斯或許是有些悲天憫人,但在他進行這些分析之前的那些年,他的理論跟事實倒是大體相符:隨著環境變化,人口數量時增時減,但全球人均消費量極低,甚至比今天世界上最貧窮國家的貧困線還要低得多。而且,馬爾薩斯列出的這三種方法,在限制人口方面都發揮了自己的作用。對於有些情形,是人類降低了出生率——有時是通過這位心地善良的牧師會覺得很高尚的方法,但很多時候是通過他認為很邪惡的方式做到的。而對於大部分情形,戰爭、瘟疫和饑荒這樣的災難所起的作用更大。

在史前時期,傳染病廣為傳播,在人類進化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對於人類的死亡,傳染病的作用仍然相對較小,尤其是人類開始走出非洲,逃出人類搖籃的多種傳染病的魔爪之後。但是,在農業成為主要的食物來源之後,傳染病又開始占據上風。事實證明,大規模傳染病是農業和人類文明的感染了瘟疫的女仆,比如人類和動物聚在一起,挨挨擠擠地生活在城市和鄉村中時,流感就會從豬(也有可能是鴨子)身上傳到人類身上。而其他微生物也會借助近便之利來讓自己傳播開。

在人類文明存續的大部分時間裡,瘟疫奪走的生命遠遠超過饑荒和暴力的總和,以至於馬爾薩斯提出的土地和資源能夠支撐的人口數量上限幾乎從來沒有達到過。疾病通常都能讓人口保持在同時代的農業技術能夠支撐的上限以下。用馬爾薩斯的話說,饑荒確實是“接踵而來”的——尤其是因為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在同一空間中生活,傳染病也成了更厲害的殺手。文明,尤其是城市的擴張,受到了擴張本身帶來的疾病的限制。

文明的興盛和傳播,以及不同文明之間日益增長的貿易往來,都讓寄生蟲有了前所未有的影響范圍。隨著帝國在歐洲和中國崛起,並通過橫跨歐亞大草原的貿易聯系起來,新的人群也暴露在疾病之中。瘟疫曾經兩次使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一蹶不振:第一次來襲時,它導致羅馬帝國滅亡,也讓伊斯蘭教在羅馬帝國南方的領土上得以崛起;而14世紀下半葉,它的再次來襲,讓黑死病奪走了相當一部分人的生命。

歐洲人發現新大陸時,他們身上的病原體來到的也是一片處女地。美洲的偉大帝國化為齏粉,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跟著哥倫佈和後來的追隨者一起到來的舊世界疾病的襲擊。非洲人被帶到這裡代替原住民充當奴隸時,也帶來了人類最古老的一些傳染病,其中就有更致命的瘧疾。到最後,跟1491年哥倫佈登陸的時候相比,新大陸的原住民人口十不存一。當時,哥倫佈登陸已經過去了300多年,但在馬爾薩斯筆下,美洲仍然是一個人煙稀少、土地廣袤的地方。與此同時,歐洲人通過暴力的奴隸制帶走了大量非洲人,也在擴張奴隸貿易網絡的過程中帶來了新的傳染病,非洲人口也因此大為減少。

但是,如果說流行病的暴發是借著全球化的車輪才成為可能,那麼全球化也同樣因這些流行病而束手束腳,步履蹣跚:由於瘟疫和熱帶熱病,帝國建立之路一直走得踉踉蹌蹌。征服、殖民和貿易,都因帝國探險家在全新的疾病環境中面臨的高死亡率而受到嚴重限制。

到此前從未接觸過歐亞大陸疾病的人口最後一次大規模死亡時,全世界也即將迎來對抗傳染病的巨大進步。19世紀初,仍然可以說英國最貧窮的人的生活水平並不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高出多少,而他們的身體狀況甚至可能還要差些。對傳染病最有效、最廣泛的應對措施仍然是避之唯恐不及——逃走、隔離和限制進入。但也是在這個世紀,英國(繼之以歐洲大陸和北美)的人口增加,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與此同時,人口死亡率也大幅下降了。在衛生革命的影響下,傳染病偃旗息鼓,漸漸退卻。此外,因為一些技術的共同作用(其中有些馬爾薩斯可能會認為有違天地良心),出生率也開始下降了。說來有些諷刺,就在馬爾薩斯寫下《人口原理》時,他在書中寫到的模型也開始分崩離析。

20世紀則發生了一場醫學革命,包括疫苗接種和抗生素,全世界都在這場革命中取得了對抗過早死亡的巨大進展。在兇殘的馬爾薩斯循環中,更加健康的身體會帶來更加貧窮的生活,而醫療革命幫助形成了良性循環,讓健康與生產力得以相輔相成。馬爾薩斯所說的災難似乎也在全面退卻。20世紀下半葉,饑荒、瘟疫和戰爭造成的死亡人數大量減少,而因傳染病減少得以活命的人數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峰。

過去兩個世紀,全世界在對抗傳染病方面做出的共同努力——包括洗手、建立下水道系統,也包括使用青黴素、免疫接種和蚊帳——讓數十億人免於過早死亡,也讓另外數十億人不用遭受發育遲緩、疼痛、癱瘓、失明或一輩子都要反復發燒的痛苦。200年前,新生兒幾乎有一半會在5歲前死去,死因主要是傳染病。而今天,這個數字不到二十五分之一。過去這些年,我們也跨越了一個巨大的裡程碑——全世界死於非傳染性疾病的人數首次超過了死於傳染性疾病的人數。盡管新的流行病(包括新冠肺炎在內)造成了那麼多痛苦和死亡,但這些疾病並沒有扭轉這一趨勢。

由死於傳染病的人數下降造成的變化,和這種人數上升帶來的震撼一樣巨大——從全球影響力到家庭生活,方方面面都深受影響。特別是,感染風險的降低,讓城市化和全球化邁開了步伐。衛生和醫療革命讓這些過程如同坐上了火箭,全世界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全球互聯的各個城市中。

但是,抗擊傳染病的勝利帶來的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讓人們生活在一起的范疇。這些勝利也是出生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因為事實表明,隻要孩子都能活下來,就能很好地阻止人們想要太多孩子。就全球來看,歷史上每個婦女平均會生6個甚至更多孩子,現在已經下降到2-3個。而這個結果也導致了隻有夫婦二人和未婚子女的“核心家庭”模式在全球出現,以及人口老齡化。

感染風險降低及其影響也是造成以下現象的重要因素:全球教育爆炸式增長(因為孩子更少的父母,能夠為自己已有的孩子投資更多)、女性解放(因為她們不用一輩子被拴在帶孩子上了)和經濟發展(因為更健康、受過更好教育的人也更有生產力)。最終的結果就是,世界上的人,不但比馬爾薩斯牧師那個年代的人健康得多,數量也大概是那個時候的7倍;而人們的平均收入,跟1775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英國相比,也已經是那時的4倍。

現在全球每年仍然有數百萬人死於原本很容易就能預防或治愈的疾病,但馬爾薩斯陷阱也確實已經出現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還有沒有可能逃出生天。在與傳染病的鬥爭中取得的進步將如何影響全球文明的未來:會有多少人生活在這顆星球上,他們的生活能持續多久,乃至能否一直和平地生活下去?如果說抗擊傳染病的勝利讓我們走得更近,讓我們能跟數百萬人生活在一起,也讓我們能滿世界旅行,那麼冠狀病毒帶來的封鎖和社交隔離就是一個痛苦的例證,在我們再次被新的疾病威脅摧殘得四分五裂時提醒我們,我們需要付出的心理、社會和經濟代價有多大。

這是我們在過去兩個世紀與傳染病做鬥爭所取得的進步讓人哭笑不得的地方。這些進步所創造的,對新疾病的暴發來說是個完美的環境,而對讓這樣的暴發造成災難性的社會和經濟影響來說,也提供了絕佳的條件。世界上的人和牲畜數量從未有如此之巨,商業從未如此全球化,全球也從未如此歌舞升平。在我們這個越來越小、聯系越來越緊密的世界上,各種新的傳染病相繼出現並傳播開來,新冠肺炎不過是最新的一種。在現在這種全新的冠狀病毒之前,當然還有舊的冠狀病毒,以及艾滋病、埃博拉和禽流感。

與此同時,我們也正在濫用對抗疾病最有效的手段:給農場裡的動物濫用抗生素;不給孩子接種疫苗;出資研究新的生化武器,但在新疫苗、治療方法和藥物項目上的資金卻嚴重不足;放任世界上最貧窮國家不堪一擊的醫療系統每況愈下。而我們面對疾病時的反應,也跟我們遙遠的先祖不謀而合了:在這個全球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對我們的財富和福祉不可或缺的時代,我們卻需要斷航,需要搞貿易限制。就全球來看,在新傳染病的威脅面前,我們的反應太慢了。我們沒做好準備,也沒能步調一致、共同進退。

下一次我們必須做得更好,因為肯定會有下一次。從進化到氣候再到人口統計,一系列現象都表明,很多傳染性疾病往往會遵循周期模式:流感季每年會在南北兩個半球之間來回移動,很有規律。麻疹和天花等流行病,隨著社會上新的潛在病患數量攀升,每隔幾年或者幾十年就會重來一遍。

6世紀、14世紀和19世紀晚期,黑死病帶來的瘟疫造成了大量死亡,而這幾個時代不但本就動蕩不安,全球各地之間的聯系也比其他時期更加緊密。一些流行病學家指出,我們正在經歷一個更長的周期的新階段。這個周期中的第一次轉變由農業興起導致,讓我們面對的疾病威脅比以前更大了;隨後,包括衛生設施、疫苗和抗生素在內的幹預措施帶來了第二次轉變,降低了疾病的風險;而現在我們正處於第三次流行病學的轉變階段,再度面臨更大的傳染風險,而歸根結底,這是新出現的疾病在全球化作用下滿世界傳播的結果。

最後這個觀點,很可能低估了人類應對疾病威脅的能力。我們正在夷平瘟疫周期。但傳染性疾病還是有可能因我們過於粗疏,或是有太多誤判而反戈一擊,重新成為死神最趁手的武器。歷史告訴我們,這種逆轉對未來世紀的影響,會比其他幾乎所有能想到的事件都大——遠遠超過氣候變化,有限熱核戰爭庶幾近之。而就算這樣的全面威脅沒有成為現實,我們也可能會因為應對不力,而讓新冠肺炎這樣的新疾病扼住全球進步的咽喉。

但至少近代史表明,如果我們願意,人類對這種新威脅的響應也可以迅速而有效。這也足以讓我們相信,跟前幾代人相比,21世紀的人類在抗擊傳染病的鬥爭中處於明顯更加有利的地位,因為在人類生存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們從來沒做出過有效回應。

(作者查爾斯·肯尼為全球發展中心作家兼研究員,此前他作為經濟學家在世界銀行工作了十五年,他在劍橋大學獲得歷史學學位,發展研究學博士。本文摘自《瘟疫周期:人口、經濟與傳染病的博弈循環》一書,澎湃新聞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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